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外研究者提出“李约瑟之谜”又名“李约瑟难题”,其内容是：在公元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而为何到了近代却没有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一统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
如果按照西方观点，中国封建社会是周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而自秦朝开始的是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管理制度，并非封建式管理制度。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周期率，王朝活不过三百年，就是在前一百年左右阶层过早固化，治理腐败失败和横征暴敛，未能中兴就提前结束，如隋与秦，如杠过去后又中兴，则有后二百年命。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代专制王朝都没能跳出周期率，士农工商社会结构都一样，一旦阶层结构处于静止状态，士这个顶层开始堕落腐朽，一遇天灾人祸，王朝迅速崩塌。
一方面是农耕文明与气候地理等自然相关，靠天吃饭，产出靠人口和土地增加，经济结构几千年没有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官僚专制居首的这种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士为首，士中仕更居社会顶层，造成官至上的文化传统，而儒学更讲这种思想文化固化，商人和手工业者社会地位太低。西方后来靠强盗掠夺和商业贸易发家后，商人地位才居于首，到资本主义革命后的十六世纪，中国社会才逐渐开始落后西方。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中国历史王朝的“兴亡周期律”。而毛泽东则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有关李约瑟之难题，通过毛泽东与黄炎培有关“周期律”对话，已经有了答案，就是用民主代替官僚封建专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这其实也是科学之问！
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中国必须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华文明包容科学民主后，再次复兴的根本。
有关钱老之问，你有答案吗？欢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