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为什么不回复司马南（司马南碰瓷莫言为何如此遭人厌）

最近，朋友圈都在转发司马南“碰瓷”莫言，随后有很多力挺莫言的文章，不经意又把话题拉回到2012年“莫言有没有资格获诺言”的争论中。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司马南讲的是文学之外“写什么”，所以让人反感，他是在用自己的“写作方式”、指导思想要求莫言，这就是在干涉他人创作自由，至于莫言的作品怎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诺奖获奖作品并非没有争议，这是文学上的问题和对奖项公允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司马南作为网红作家、网络写手，他可以写宣传文章，也可以根据“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认为文艺就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来作为自己的创作思想，但他不能要求莫言。他说他 “不同意莫言所说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我们这个社会总有真善美，为什么不能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那些英勇献身的英烈，歌颂祖国，歌颂母亲，歌颂爱情，歌颂美好的新生活，有何不可？”

这个社会有真善美、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作为报告文学或者纪实作品、央视新闻报道都可以写，但对于文学创作，作家要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幽暗，呈现生活的荒诞与无限可能性。文学作为艺术审美，也要讲究格调的高雅，而不是脸谱化的“样板戏”和政治八股文。司马南截取莫言就文学作品永远不唱赞歌的发言，在视频中引起“网络狂欢”，无非是吸引流量。

司马南批评莫言为何引起这么多文学创作者的不安，我看王蒙也写了一篇声援莫言的文章：能否让一些人清醒。这是让很多经历过“创作不自由”年代的作家勾起痛苦的回忆，在那个特殊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有它的社会功能性，但随着经济、思想的开放，艺术创作也变得自由，作家基于个人良心会选择适合的素材。但在我们的语境下，很多人还是会用过去的文艺思想来评价当代文艺作品，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是否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呢？显然也不对，那些力挺莫言的理由是：2012年，莫言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当时便骂声遍网，著名学者许纪霖、高尔泰、陈丹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等都发表了负面评论。只从这些评论看，他们对莫言作品理解极其肤浅，对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认识也不够深入。

莫言获诺奖不是不可批评，学者许纪霖、高尔泰是从文学的专业性和审美来批评莫言与司马南用“文艺思想”指导莫言创作不同。在中文写作中，莫言并非是第一人获诺奖，第一位获诺奖的作家是高行J，但他后来的名字不让提。几年后诺奖评委会把诺奖颁给中国一位体制内的作家，它的确引起了作家内部的争论。有人说诺奖没有政治倾向，那力挺莫言的就不能说高获奖是因政治目的。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发表了《讲故事的人》，描述了自己的这段挨骂经历：

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拨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千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

莫言写过很好的作品《红高粱》《生死疲劳》《蛙》，也写过比较流俗的作品《红树林》。他的语言恣意豪放，不太节制，其作品获奖与翻译不无关系，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每位作家获奖有综合性因素，历年被诺奖遗漏的好作家有很多，因此我们不能说没得诺奖就不是一流作家。

司马南认为，他和莫言有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其实不是一样的文学观，司马南只能说是政治观，用政治指导文学。他肯定想不到莫言曾也抄写过“延安文艺讲话”，这是自由作家当年批评莫言的原因，还有他在法兰克福书展对“异议作家”的回避。

莫言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他经历过阶级斗争，深知低层生活的艰辛和政治的残酷、人性的黑暗，他的创作一直在历史和现实的缝隙中寻找出路。他是军旅作家，对生活有妥协，但在创作上，他一直在坚守良心，不能让文学作品变成歌颂的工具，而这一点，恰恰成为更进步的体制派文人批评他的理由。

瑞典皇家文学院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就是表彰他在“小说现实与历史重构”中取得的成就。

瑞典文学院认为，“通过融合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了一个复杂性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世界，同时从中国古代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一个起点。”

记得莫言获奖，我当年在《华夏时报》写了一篇《莫言时刻》，采访了几位作家，他们很纳闷：“一个被作协喂养得白白胖胖的作家，他怎么就获奖了呢？这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第一时间，几个诗人朋友发来了短信。疑惑、不解？诡异的是，网络上也由莫言获奖前的力挺转向了诋毁。

“延安讲话签名”、“作协副主席”这些对其身份和独立精神的质疑把莫言推到了风口浪尖，“诺贝尔遗嘱对作家独立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褒奖”怎么就发生变化了呢？

这几年，来自自由作家对莫言的质疑少了，倒是进步主义、“爱国网红” 对莫言的鞭挞多了起来，他们可能不满莫言为何不把“延安文艺精神”作为其创作指导思想。从作协成立要求文学服务政治的宗旨来看，他们的确有所违背，但从文学性来看，他们的选择是个人自由，这就是司马南“碰瓷”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