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姜昆不断目睹着原来世界属于他的某一部分在消逝。采风不再是创作的必修课。尖锐讽刺变成一种「奢侈品」。那个在春晚舞台无所不能的自己停留在过去。接受成为生命的主题，接受衰老，接受平淡，接受误解。
文｜谢梦遥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特殊标注除外）
谜团那些声音好像永远不会消失。
一点也不好笑。实力不配位置。作品过时、尴尬，一年不如一年。他就是那个号召关闭小剧场的人。当年的成就全靠梁左。
那些声音不是在2022年春晚结束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更早以前。自2006年以来，喋喋不休的声音围绕着姜昆，从来没有消失过：对他的负面评价，关于他与郭德纲的比较，还有一些泄愤式的攻击。
从未经历过网络风暴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其给人带来的伤害。一些名人如李宇春、篮球国手刘炜分别因中性形象和球场表现，曾身陷铺天盖地的持续嘲讽，但舆论在后期都发生了扭转。而姜昆一直被攻击。
让我们想想初见姜昆时的样子吧。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他除了说相声，还是贯穿全场的主持人。从此一发不可收，连续在春晚说了11年相声，还担任了前7届的主持。在这个全国瞩目的舞台，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相声演员。他的搭档从李文华换成唐杰忠，而他的形象一直是个慧黠、口无遮拦、脑子里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小伙子。
这一切发生在姜昆43岁之前，距离郭德纲成名还有十几年。
然而对于年轻一代，或者那些将早年春晚记忆淡忘的人们来说，姜昆的形象不一样。他是站在搭档戴志诚左侧、身材逐渐发福的那位年长者，他是义正辞严、钟爱「爹味」说教的曲协负责人，他是穿着西装和皮鞋、笨拙地追逐着流行的体制内相声演员。这种形象未必是姜昆的真实形象，某些部分甚至可能相距甚远。整个社会与文化语境的变化，以及民间对以德云社为代表的另一种形态的相声的推崇之情，均参与了其中塑造。
如果你只是一个外人，想窥见姜昆身上变化如何发生，大门是关闭的。他放弃所有那些快速便捷与大众沟通的工具。他没有微博。当蔡明、冯巩等人纷纷受邀入驻抖音，邀请也到了他这里，他拒绝了。他的书还在持续面世，最新一本《姜昆自述》在2021年出版。但大多是早年文章重新集结，加上一些为他人书稿新作的序。关于他最近的20年，书里几乎一片空白。他如何创作？他的所思所想？面对非议，他的情绪如何？他曾逐一写过既往搭档，但他从未围绕戴志诚写过文章。更不要试图看到那些争议事件的复盘。《笑面人生》中那个坦诚剖析自己的姜昆消失了。
他似乎有意识地留守在安全区内，包括《建国大业》在内的一些电影曾邀他出演，他推掉了。《相声有新人》等综艺节目请过他，被他拒绝。答案未必是他难以融入这种娱乐型态，20世纪90年代访台时他曾参加《龙兄虎弟》录制，在油腔滑调的主持人费玉清和张菲面前，他自如地接梗抛梗，没有丝毫违和感。
还有一个谜团是，他与郭德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大众而言，除了那些捕风捉影的流言，真正有效的信息难以觅得。
很多人曾力图在姜、郭之间搭桥，其中不乏「能够说得上话」的权威人士。戴志诚告诉《人物》，他也数次受托。有个节目曾策划一场「世纪大和解」，邀请两人同台。为改善关系付出努力的人里，也包括郭德纲本人。「我替郭老师带过话，说有机会愿意跟先生坐坐什么的，跟您做做饭。」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说。他大概是个合适的信使，两边于他都有恩情。姜昆均不置可否。
新相声近年来他基本从春晚退场，仅有几次登台，反响平平。属于姜昆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了。纪录片《某某与我》拍了10个当红脱口秀演员，谈及喜剧创作受到何人影响，其中有四位提到了郭德纲，提姜昆的只有一个。对于这个现状，姜昆是自知的。他不再对自己抱有过高期待。
人要服老，这显然不是姜昆接受《人物》采访的主旨，但就像说唱的hook部分一样反复跳出。你奶奶还生孩子吗？他引用这个来自于朋友为他辩护时举过的比喻，解释为什么鲜有新作品问世，他的意思是，你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一个高标准始终要求一个人。创作是艰苦的，就他而言，精力确实不够了。说起在不久前在一个大型晚会上唱rap，他自嘲简直像唱快板。他承认他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舞台应该留给年轻人。「我发现我是跟时代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不是越来越近，是越来越远了。」有时，他在这一话题上的直白让人惊讶，「像我们这样的人，我觉得不能再学了，你学的没有忘的多啊，你这么大岁数，你学五个，你忘六个，还搭进去。」
这种叙述足够特别。我曾采访过一些类似处境的文娱明星，人人乐于谈论「曾经辉煌」，而「告别辉煌」是一个很难启齿的话题。一个老牌说唱歌手的团队用了大量功夫和我讨论在成稿中到底用哪个词描述他的生涯走势，「下跌」被替换成「下行」，又或者是「归于平淡」，他们对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满意。
姜昆的姿态可能让人意外，争强好胜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他个性里的一部分。在80年代的一次展演中，师胜杰得了第一，他只得了第三，他对评委意见很不服气。哪怕在和事业无关的一些方面，这种要强也能得到体现。90年代访台时，下机时他挤过同行的唐杰忠和倪萍，只为要成为众人中「第一个把脚踏到台北的土地上」的人。
入行之初，他就雄心万丈。1976年，他被马季选中，从插队8年的北大荒兵团调入中央广播艺术团（当时还叫文工团）下属说唱团。他26岁，没有任何科班训练，唯一职称是「一级农工」（即最低一级），属于他的未来理应还在遥远的尽头，他却有一种不合时宜的紧迫感，「我岁数很大了，我老了，时不我待」。他仔细查看历史，发现与他同龄时，侯宝林已是享誉京津的大腕，能取代京韵大鼓攒底，马季则通过电波家喻户晓。他把这两位前辈加上郝爱民比作三座大山（他承认那是个不成熟的比喻），「像我们这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啊」。他恨不得天天写相声，「来表现自己」。
在他日后的叙述中，他深感自己是在一个特殊的命运关口闯入相声行当中。从北大荒坐上火车返京的那天正是9月9日，领袖逝世。
新相声，这是他要走的路。采风是创作过程重要的一部分，他奔赴矿区、森林、田野、工厂，每一个段子从生活中寻找依据。他和旧式相声拉开了距离。他从未见过马季、侯宝林等人在艺术团的日常演出中唱过太平歌词，自然也没有意愿主动去学。他坚信台上的每一句话存在依据都是为了给下一个包袱做铺垫，所以不会在开场念定场诗，因为与后来的内容是脱节的。传统贯口他固然学过，但很少有舞台实践机会。
新字，奠定姜昆在说唱团的主旋律。人际关系也与昔日班社截然不同。马季是他的师父，没搞过拜师仪式（只在后期举办过谢师会），只让徒弟们喊自己为老师，还常与他们笑称兄弟。姜昆个性开朗、机灵，他与其他老艺术家有着融洽的个人关系。马三立管他叫「相声秀才」，家里挂上了姜父写的一副字。天津的苏文茂、马志存每次到北京，必去他家里吃一顿饭。
侯宝林尤其喜欢姜昆，作为团长的马季常派这个青年人出马，去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有次姜昆去侯宝林家督促他排练，正赶上老人家在打牌打得兴起。过了一个小时，连他三儿子都看不下去了，让姜昆赶紧去催他父亲。姜昆说，侯先生，刚才耀文老师跟我说了，咱背词得了。侯宝林把牌啪地一扔，慢悠悠地说，姜昆啊，这社会上的「四人帮」被打倒了吗？姜昆说，打倒了。
侯宝林接下来的那句话，姜昆至今记得，他对《人物》转述：「那我们家的『四人帮』怎么还没揪出来啊？你看一个老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这四个人把我管得这个严啊，我休息一会儿还得让我这个那个。」
他和赵炎是说唱团仅有的两位年轻人。马季选择赵炎搭档，让姜昆单飞，某种意义上，缰绳握在他自己手里。创作上，他采取拿来主义，大量地学习同行最优秀、最新鲜的东西。「小呀嘛小二郎」的唱调是向杨振华学的；《醉酒》中用丸子给嗓子眼盖盖儿的桥段，来自于师胜杰；《打针》原本是高英培的创作，姜昆用自己一段作品交换来的。团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每次与大师们同台演出，就是亲炙其风采的机会。他懂得擅用年龄小的优势，向长辈撒娇，「死皮赖脸跟着学」。
而影响他最多的，还是师父。马季在相声中会使用长段长段具有文学美感的排比，他注意到这一点，未来那也将成为他的语言风格。必须连贯的创作习惯也潜移默化自马季，「为了这三行字，可能一宿你不能睡觉，这三行字你要想不好的话，你永远跳不到下面的一个（段落）当中。」马季写相声，不断重复将稿纸揉成一团扔了重写的过程，「第二天早上你一看纸篓里全是纸」。
不止「拿来」，他也具有开创性。传统相声倒口一般用「深武饶安」（泛指河北平原中部以及东南地区的方言，因深州、武强、饶阳和安平等著名县城而得名），他破天荒引入东北话。凭着一把好嗓子，他摸索着自己的风格，在相声中大量唱歌，引领后来一批人的效仿。他要求自己出包袱的方式「比传统往前走一步」，绞尽脑汁，不断升番。
在兵团时期他是师胜杰的捧哏，按照捧哏应有的方式发声，一度被人认为跟唐杰忠的声音一模一样。当他成为逗哏后，他改为模仿马季向上、高昂的音色，那种好像从嗓子最前端迸射出来的发声方式，和他生活中说话有区别，后来成为他的标志。
入说唱团两年后，他大胆地邀请已经告别舞台、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李文华成为他的固定搭档。这不是一个寻常的组合方式，两人年龄差了23岁，名气、地位也相距甚远。姜昆欣赏李文华对「蔫包袱」的运用和他那带有工人气质的舞台形象。他逆势而上说服了后者。很快，这个自由恋爱一般的选择，将把他带入巨大的成功里。
1981年1月，北京，姜昆、李文华表演相声。图源视觉中国（唐禹民）
讽刺《如此照相》是姜昆和李文华合作的第一个相声作品。初稿是姜昆写的，两人通过排练又字斟句酌地几易其稿，一些蔫包袱来自李文华的点子。这个作品把「文革」中的荒谬之举放大到极致。在部队的首演遭遇了挫败，前排在座都是团级以上干部，基本没人笑。确切来说，是没人敢笑，但换到基层给老百姓演，效果非同凡响。座无虚席的首都体育馆笑声雷动。作品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央视相继播放，还登上了《北京日报》和《人民文学》。爆红的直观感受是，不久后他在外录节目被认出，人群拥堵3个小时靠警察才解围。
姜昆找到了一种创作风格，主色调是讽刺。在《霸王别姬》中，他塑造了一个南方口音、官僚主义十足的党支部书记。他的《红色园丁》批判了读书无用论。这种讽刺有别于解放前相声的暗讽时弊，似乎有意识地使用大量政治与革命语汇，观感上也更具冲击性。这自然需要幽默技巧——「这是一种敏感，一种捕捉」——也需要胆量。姜昆的大胆，即便在不以讽刺为主题的作品里也得到体现。当爱情题材还是创作禁区的时候，《迎春花开》讲的正是「两个人搞对象的事儿」。《诗歌与爱情》，他唱了很多「文革」期间的禁歌。
就像五四运动中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一种新类型的相声出现了。在姜昆之前，没有人这样说相声。人们将他的作品和「文革」期间马季的作品归入两个类型：讽刺型和歌颂型相声。
但姜昆始终不认可这种分类。在他看来，歌颂型相声是后来的叫法，在特殊年代想在舞台上继续这种艺术形式，又符合当时环境需要，那是摆在马季面前的仅有选择。「他被时代裹挟着没有办法。」姜昆说。
姜昆入行的轨迹与一段文艺复苏的岁月恰好重合。社会需要新相声，广播艺术团自上至下也鼓励说新相声，而新相声是什么，不仅仅是脱下大褂穿上西装，内容也有待重新填充。「现在我不需要有那么多隐讳的东西，我就直接了当地说，我讽刺什么就是讽刺什么。」姜昆说。在80年代，马季也站在浪潮之前，创作了多个讽刺佳作。
年轻的姜昆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者。《如此照相》写出来，身边有一半人不支持，有人警告他，小心被打成右派。事实上，他很少有相声得到一致好评，总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想入非非》中他刻画过一个凭空想象的创作者，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天津同行，「他那么勤奋，你不应该去揶揄他」。《照相》里，他把唐杰忠一顿折腾，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拿年长者开这么大的玩笑。
为什么姜昆如此大胆？他认为恰恰是因为他还年轻、资历浅。「要是一棵树的话，杆子折了，我可就死了。我脑子里，我说我是小苗儿，一个人拿脚踩我一下我也不怕，我拱拱还能出来，顶多晚出来几天。」比喻是他擅用的话语技巧，但植物生长规律和演员风险规避是两码事。紧迫感也是促使他放开手脚的原因，「我必须得往前赶，我就冒个险嘛」。
他身边幸运地有一群撑住他的人。在他的作品遭受非议时，团长马季和团里许多老同志都曾给过他支持。无论是李文华还是其后的唐杰忠，作为捧哏始终和他步调一致。他没有遭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打压。他在1985年接棒成为说唱团团长。
在正确的时间地点，他还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梁左。那段故事对于许多人并不陌生，1986年夏，姜昆去拜访作家谌容，碰巧与作家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大儿子谈起他新写的一篇小说。那篇草稿其后被姜昆改为《虎口遐想》，也促成了两人未来长达7年的合作。毕竟是不同类型的创作，两版文本差别很大，姜昆加入大量包袱。公众最终所看到的小说版本又是梁左在相声基础上再修改过的。
在此之前，老舍也曾创作过相声，但那毕竟是一个外行的独立尝试。现在，有天分的文字创作者与相声演员联手了。姜昆习惯把梁左喊到家里来，熬夜是常事，两人用一个四通打字机轮流写，「我说一个（点子），他搭一个」。他记得，梁左烟不离手，正餐之外老得找东西往肚里填。
在姜昆看来，梁左提供了一种「结构上的东西」，那可以解释为一种逻辑设定或者一个脑洞，总之，是前置于具体包袱的某种存在。「你一个人面对大老虎，想什么都可乐。」他举例说，「但你面对着大老虎想，这是人家梁左的主意。」梁左经常能给姜昆一些结构上的点子。他曾提议写足球比赛，「不是输在技巧上，是输在级别上。守门员是一处级干部，裁判是一科级的，教练是一局级的。」姜昆觉得这想法很精妙，但他最后没写出来，「最大的原因是我不是铁杆球迷」。
有了梁左助力，姜昆的相声里有了更多的荒谬底色。《虎口遐想》铺展开一个超现实的场景，青年掉进老虎洞，故事推进的动力却不是与虎对峙，而是他的丰富的心理活动和周围人的反应。《电梯奇遇》像一出情景喜剧，围绕一个出了故障的电梯，先后竟有8个人物登场，各种馊主意乱飞。《特大新闻》里提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构想，让市中心广场变成农贸市场。
但这也是误解的开始。「姜昆没有创作能力，没有梁左就什么都不是。」多年来，这样的声音一直存在。姜昆的女儿姜珊对《人物》说：「为什么大家不能把两个有才华的人互相成就，说成一段佳话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来攻击呢？」
这种局面部分是姜昆本人造成的。在多个共创作品中，他把梁左放在作者署名的第一位，乃至是唯一一位（比如《着急》大部分其实是姜昆写的，署名却没有他），这是他表示珍视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太难得了，我们绝对不能够失去百年不遇这样的一个作者。」
梁左早逝于2001年。但对于姜昆来说，失去这位天才创作者发生在更早之前。
「弯路」为1993年春晚，姜昆和梁左准备了一个可能是相声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大船》。一开场姜昆扮演一个失忆的人，唐杰忠提醒他，你是姜昆，是个有点名的大人物啊。姜昆说，大人物，政协主席？唐杰忠说，哪有那么大？姜昆说，副的？唐杰忠说，副的也不是。这种桥段体现着姜昆惯有的狡黠趣味，有点故意犯忌的意思。
类似喜剧品味，在他之前的作品里能找到许多痕迹。《虎口遐想》里，他给主人公写了一句好笑的自我安慰台词，「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那来自他小时唱的歌谣。演出时，「杜鲁门」才被改成「大坏蛋」。《电梯奇遇》出场的四个干部，他原本设计的都是处长，后来才改为科长。
在姜昆看来，这些试探并非鲁莽。「我们能缝就缝。」他说，「别把这个口给撕开了，没完没了往出漏。」
但《大船》与所有其他作品都不同，独特并不在于笑料的无所忌惮，而是在于题材。大船讲述的是共和国史。如此宏大的题材，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处理，笑料也足，排演时现场气氛热烈。但大家有些拿不准口径。年三十一点点临近，语言类节目的排演里，《大船》还在迷雾中通行着。
直到大年二十九，尘埃落定。作品临时更换为反映楼道被杂物占据的不良现象的《楼道曲》后，姜昆还是上了春晚。
据后来的搭档观察，姜昆对《大船》的遗憾，至少延续了七八年。「他说那么好的一节目，如果要是上（春晚），那又是相声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近30年后，散步于公园小径，姜昆给《人物》手舞足蹈地表演了《大船》。看得出，他对这段相声有很深的感情。否则难以解释，后来一次也没正式演过，为什么他能够把台词记得如此清楚。他分饰两角，某一刻，他是近30年前的自己，下一刻，他是故去的唐杰忠。落叶被踩到哗哗响，白汽自他嘴边蒸腾，北京就快立冬了。
《大船》是个痛苦的教训。「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被一句话有点稍微蒙蔽住，一段好的相声，说出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承认走上了弯路，「当时就是无知变成无畏了，我发现这个认识是一个错误。」
他告诉《人物》的只是一段结论，是此时此境视角下的结论。他跳过了抵达这个结论的过程。
1993年是告别之年。梁左从相声作者阵营离开了，一方面是连续数年春晚前的冲刺让他感到疲倦，另一方面是更大经济回报的需求，那年春节过后，他找到新的创作重心：情景喜剧。搭档唐杰忠退休了。而姜昆重新梳理认知，决定告别「弯路」。然而正轨在哪里呢，他感到心气的消失，「走不动了」。
唐杰忠的继任者能感到姜昆的泄气。接下来两年，春晚筹备时，姜昆都没有参与创作，把本子交给他的学生孙晨等人写，本子送上去都不到排演阶段即毙了，他也未再继续拿新作品去争取。他曾那么重视能够连续在春晚说相声，这个纪录在第12年断掉了。
1996年，姜昆重登春晚。风格一如既往，他演了一个叫「姜球球」的活泼调皮的铁杆球迷，那个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姜球球」日后成为嘲讽者对他的代称。但对于一些观众来说，不习惯的感觉出在组合本身。那个被叫做「小戴」的捧哏，中规中矩，没有彰显出强烈的个人特色。他比姜昆小13岁，名气也远逊于他，此前是名逗哏演员。这对组合像是对当年姜昆与李文华的结对的某种遥远呼应，只不过，角色调转过来：大龄活宝和稳重后生。
据「小戴」回忆，当时很多捧哏演员都想和姜昆合作。「用这个，就得罪另外一批，要用那个，得罪另外一批。干脆不选捧哏，选一逗哏的，等于那些都不得罪。」「小戴」说。而更早的线索可追溯到唐杰忠还没退休时，有场演出他有事赶不来，「小戴」被姜昆找来救场，临时背词顶上，说的是梁左写的一段相声，效果火爆。
姜昆与戴志诚在春晚头两次亮相，作品（即《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你一支歌》）都与讽刺无关。但到了1998年，他又变回从前那个姜昆。他翻出七八年前的本子《怪圈》，将其改编为更温和的《家庭烦恼》报送。其实原名才是对这个相声的更精准概括，里面呈现一个家庭，每个人把坏情绪传递给下一个人，形成闭合的圈，以此反映社会中种种不文明。作品再次被毙。「讽刺力度太大，太消极。」戴志诚回忆。
如果说这些过程，能让一个创作者体认到具体边界的所在，倒也不失为某种领悟。姜昆的态度是，「我不去矫情，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会反思自己。但在1999年，原本的自洽因为一段挫折遭遇到新的挑战。
那个名为《回眸望九》的作品是世纪末春晚的应景之作，刚出炉时，他是备受鼓舞的。那可是他带着一众相声人关掉手机集体闭关，下了一番苦功夫才得来的。作品恢弘浩荡，改编自相声剧《明春曲》，把从1899年开始，尾数逢9 的重要年份里的历史场景重现。结尾，欢快的音乐响起，模特入场走秀。他感到很满意。
与一年前以及6年前的命运一样，第三次地，姜昆的作品折在最后环节，这种漫长的煎熬就像几乎跑完马拉松却跌倒在终点线前。尽管《回眸望九》被安排在其后的元宵节晚会，姜昆的郁结没有消散。他鲜有地缺席了年初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团拜会，带着妻子去南方散心。
「我是不服气的。现场效果那么激昂，十几分钟把我们中国百年发展的历史写得那么清楚，没有比这个作品更有震撼力的。」他对《人物》说。
1997年，北京，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图源视觉中国（王文澜）
求变2003年年末的一天，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四学生郝雨在上自习时，突然接到电话，是吉林大学学生会的人辗转找过来了，「姜昆老师去吉大找你了。」诈骗吧，他想。很快，电话又打来了，真的是姜昆的声音。
找到郝雨是姜昆最新相声计划的一部分，他已经很久没有创作出具有文本超越性的作品了，他视形式上的创新是一个突破口。当年一首名为《大学生自习室》的搞笑说唱在网络风靡一时，姜昆好奇它怎么就征服了年轻人。他也抱有一个想法，这种源自美国的rap和相声可归入的曲艺——又名说唱艺术，既然都叫「说唱」，或许有某种同源性，可以结合试试。当然这只是一个天真的误会。他根据误传的信息，以为那个匿名创作者在吉林大学。
姜昆告诉郝雨，想带着他上春晚，请他创作几段rap放到相声里。三个主题他想好了，针对均是社会棘手症结：堵车、物业矛盾、污染。如果用讽刺型与歌颂型的二分法，姜昆显然还在坚持前者。但郝雨的感受是，创作思路更接近激发共鸣的吐槽。这次合作促成一段持久的关系，郝雨后来考了艺术研究院姜昆的研究生，毕业后还在导师建议下考取了中国曲协的工作岗位。
但那个rap相声的结局并不好。污染主题不让说了。剩下两段，最早写出来的版本还挺好笑的，中间改着改着就不好笑了。「哪国不堵车啊。物业你得说服务好。」戴志诚记得当时的反馈，他感喟：「服务好不用我们说了，哪还可乐啊，不好我们才说呢。」
整个过程里，郝雨能感受到姜昆追逐新潮的努力。他找人做了那时正流行的flash动画，模仿电影《罗拉快跑》里的镜头，还加入很多搞笑元素。唱rap时，演员与LED屏播放的动画互动。「他其实想做一个挺现代的东西，想法非常超前。」郝雨说。姜昆也有力不从心的地方，尽管flow设计得尽量简单，郝雨逐句逐句教过，他唱着唱着还是像数来宝。
姜昆在新世纪前后的作品里，能看到他着力点的转向，他追求形式上的新颖多于主旨的大胆深刻。这个时期，如果他的相声有个不断回到的母题，那个词是创新，而不是讽刺。「相声需要革命」，他对《人物》回忆，行当里的老先生们支持他的做法。
2002年他构想过一个《真假姜昆》的节目，让自己跟自己说相声。他请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用微软技术做全息投影。「跟心电图似的，拍你几万幅，才能抠出来做你任何的表情。」戴志诚说。折腾半天，最终却因为设计缺陷而流产。
那几年他的创新实验中，唯一成功登上春晚的，只有由若干网络笑话串联的《妙趣网生》了。「我个人感觉我是第一个拿网络题材来写相声的。」他说。里面一个打骚扰电话的段子本来写的是找李登辉，他主动改成了周润发。但《妙趣网生》口碑并不好，被视为江郎才尽的例证，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不过是炒冷饭，女儿姜珊也不喜欢。
从前那个犀利的姜昆完全消失了吗？在给自己相声做出「走上弯路」的诊断后，又经过一段时期的痛苦「纠偏」，他的相声题材和基调不再有争议。只在极其偶尔的时候，包袱里能找到旧日影子。
2003年之后，姜昆对春晚的热情似乎消退了。连续6年他缺席了那个舞台。2005年，因为与李伟建、武宾表演的相声《咨询热线》题材雷同，考虑到新人更需要机会，他主动退出了竞争。戴志诚说，春晚语言类节目对创作者提「命题作文」的倾向，也影响了他们的心气。
那个时期，在一次与曲艺研究者的对谈中，姜昆承认他为不能逾越自己感到苦恼，指出相声整体走入低迷。他谈到影响相声创作的三个方面：「一、作者高品位的文学素质。二、社会氛围的不断优化。三、领导对讽刺艺术的正确认识。」他没有展开论述，把话题转向新的方向，「相声演员队伍的素质亟需提高，这是根本性的原因。」
传统相声很难追溯到哪个具体节点，相声演员好像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划分，分别代表着吃公家饭和自负盈亏的两个群体，姜昆作为前者的箭头人物在网络情绪中逐渐被塑造为不受欢迎的角色，却无从辩解。
这一切的起因是一个人的出现。队伍里面来了新的离经叛道者。叛逆体现在他的语言表达上。他号称自己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他口无遮拦，把很多同行形容成针对他的敌人，用辛辣的方式把他们编排进段子或者他的博客文章里（那时还没有微博）。但他有着贴近大众坦诚交流的天赋，契合他那些以小人物视角展开的相声，很难不让人喜欢或者引起共鸣。
对待与相声有关的事项上，他却又是格外传统的，至少看起来如此。他的班社遵循那些古老的规矩：三年学徒两年效力；逢初一十五给祖师爷东方朔上香；徒弟为师父端水、大褂系扣......他不遗余力地指出，说学逗唱的「唱」指且仅指太平歌词。他的演出剧目基本是传统的，但其实这是一种重新演绎的更适合当代视听习惯的相声，在旧的名字与叙事框架下，用大量的小碎段子穿插。
在荧屏相声演员地位衰落的大背景下，郭德纲主打的小剧场迅速崛起。他的相声与电视晚会那种完全不同。相声意味着师承关系，意味着扇子、醒木与大褂。相声意味着捧哏的亲子关系、婚姻状况被戏说无妨。相声意味着「不能卖票的一定不是好演员」，意味着「先搞笑吧，相声不搞笑的话就太搞笑了」。讨厌郭德纲的人，大概也会被他的相声逗乐。
自2005年走红以来，郭德纲改变了低迷的相声市场，但独大的只有德云社一家。随着拥趸扩大，伴随而来，还有一种未必代表郭德纲本人的观点——认为放下相声传统的人，不说贯口、不唱太平歌词的人，一味求新的人，是忘了本。
姜昆第一次感受民间面对面的敌意，是2006年以曲协书记身份带领一批北京媒体去考察天津的演出市场。到最后一个剧场是晚上11点了，陪同的官员请他上台说几句，他推辞不过就上台了。刚讲完开场白，台下吵吵道：「别讲话，说相声。」
「好，我说相声。」他客客气气应答，「我有一段相声，我就说说我在天津的这些感受啊。」
「别说新的，说老的！」「《八扇屏》会吗？」
他被架在台上，样子看起来颇为尴尬，右手在身前略显怪异地攥成拳头状。倒也没失风度，他按要求背了一段贯口。技术角度而言并不完美，中间还有磕绊，但至少，他从头到尾完成了。结束时，台下站起来一个老头儿，对他说：「姜昆，就知道你们没演过这个。你还真行啊！老几位，给呱唧呱唧！」他后来回忆，离场时「有点虚脱，汗都下来了」。
姜昆为什么会说《八扇屏》？很少有人探究这个问题。师父不教也不让他演这些传统段落，这完全来自年轻时的姜昆私下用的功夫。
他主攻的是新相声，另一方面，他对传统相声非但没有毁损，还是有功的。90年代初，他四处游说全国各地的几十位老相声名家共同回忆、编写传统相声文本（很多是手写稿，后再形成电子版），还专门派人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搜寻老先生的录音。基于此，他统筹出版《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五大本，那套书令很多后学者受益。
但在看不见的地方，民间的情绪将继续发酵。
德云社小剧场图源视觉中国
江湖之远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说着新相声的姜昆是那个离经叛道者（就连他师父马季也那么说），但本质上，他与郭德纲对这门艺术的追求和方法论是截然不同的。姜昆讲究深入生活去采风；郭德纲缺少这样的机会，但他会把自己的底层打拼经历融入情节。姜昆认为他的作品承担一定的舆论宣导功能；郭德纲以娱乐大众为唯一要务。姜昆认为演员应该在朗诵、戏剧表演上下功夫，郭德纲则重视贯口等传统技能。姜昆对文本抠得极细，雕琢每句台词；郭德纲则把现挂的天分发挥到极致，喜剧更像一种本能反应，他很少与搭档逐句排练。这些只能算差别而不算分歧，真正把两人放到对立位置的，是对于脏包袱的看法。
那些笑话是通俗易得的。从郭德纲眼里看到的是，没有人受到伤害，被调侃的是某个舞台形象而不是真的，小剧场的观众很喜欢。姜昆从未体验过郭德纲入行时孤身打拼的逆境，他是在前辈对他充满关心呵护的广播艺术团里成长起来，先进性追求、组织生活是其中一部分。在那个环境里，他形成自己的喜剧世界观。从他眼里看到的是，相声已完成历史的蜕变与传承，历经劫难的老先生们花了那么大力气，把旧社会的糟粕抛下，现在有人又捡了起来。
2006年，一场运动启动了。曲协发布「反三俗」倡议书，在姜昆的见证下，郭德纲与李金斗代表京城最大的两个相声团体，参与签署，合影在网上广为传播。「非主流演员」融入主流，郭德纲和他的师父侯耀文还参加了那年曲协举办的牡丹奖颁奖晚会。
但不久之后，德云班主又变回了原来的那个自己。他继续我行我素地说着伦理梗，把「反三俗」编排进段子。任何人很难捕捉到郭德纲的严肃观点，他总是戏谑地表达，也从无点名道姓说过任何人。那时，郝雨刚进曲协工作，办公室经常能接到群众来电，一听声音以中老年人为主，都是投诉郭德纲的。「你们为什么不管？你们不能渎职。」郭德纲的举动让相声圈里的卫道士们震惊，但作为某种反英雄，他得到民间舆论的支持。
2008年，一个消息在德云社粉丝中广为传播，姜昆在政协提案取缔小剧场。姜珊听说时，首先的想法是怪责他的父亲，「我爸怎么这么糊涂啊」。她找了发言原文来看，发现恰恰相反，父亲主张的是「不能因为小剧场偏俗就取缔，小剧场也是文化市场的补充」。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能够这么去误读。」她想。但父亲从不为自己辩解，他只是静静地等待这些事情过去。毕竟他是个内心极其骄傲的人。「这种太离谱的东西，你一解释反倒跟它粘上边，你不解释离它还远点。」姜珊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父亲。
说不清什么时候，一场冷战开始了。曲协的活动里不会有德云社演员的参与。而曲协的积极分子一旦加入德云社，也自觉地与这边疏远了。「可能分人，有时候还能有联系，但是就别提相声了。」戴志诚说，「好多人无形中给划出派。」对于这种双输局面，观众天然会站在郭德纲一方。
实际上，郭德纲的抨击主要出现在2010年以前，更多是在作品和社交媒体里。他后来也几乎没有再谈起过姜昆。
在陈印泉看来，就算姜昆与郭德纲二人有理念分歧，不过是队伍内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却演变成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近年来，随着德云社不再是小剧场的代名词，代表更大的流量，即便郭德纲早已变了，收起身上的利刺，战争却无法结束，无数的自媒体和网友是姜昆的敌人。
姜昆从不与他人主动谈论这些具体纷争。「我跟姜先生（认识）将近10年，」陈印泉说，「从他嘴里没有说过任何郭德纲（不好），一点都没有。」一个年轻朋友曾问起他，姜昆答道：「我从来跟郭就没有过个人冲突。」
刘振明回忆，2008年在曲协下属网站工作时，他想去报道德云社的小剧场，便给领导先打报告。姜昆回复，「可以正常接触，但不要问敏感问题和挑拨是非的问题。」刘振明因此和德云社打过数次交道。
所有这些应对，都是避免矛盾的扩大。「我当时不希望这种现象出现，我希望我们相声还是永远保持团结。」姜昆对《人物》说。
委屈人们并不知道的是，2006年，相关领导曾暗访过德云社剧场。「冬天穿着棉大衣，也没警卫，姜昆陪着。」戴志诚说，「当时领导讲，外边这么吵，我要亲自看一看，听一听究竟是什么样。」
《人物》向姜昆求证时，他修正了部分事实，他并未陪同。他还补充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在领导暗访的前一天，他提前向德云社泄露了这个消息。「因为我出去太显眼了嘛」，他委托别人去了后台。那晚的表演老少咸宜，领导很满意。奠定了这样基调，他才向领导汇报：「但是您也要了解他们也有他们不足的地方......」
为什么要暗中通知郭德纲？「首先第一个，他是我们相声中人，」姜昆说，「我不会表现特别支持你，我也不反对你，但是我一点点引导你。」他想做的不是把一匹顽劣驽马驱逐出马群，而是变为一匹温良顺从的马。
内部文件也能印证一点。曲协2006年2月的文件里，指郭德纲是一匹市场经济条件下冲出的黑马，「不捧杀也不棒杀」，「因势利导，不回避、不排斥、不对立」。报告多处给他正面评价，至于负面舆论，主要归咎于媒体的「炒作」。报告没有对德云社的相声直接定性，措辞软化处理为部分观众对一些相声有「格调偏低、瑕瑜互见的批评」。针对措施正是郭德纲本人签署的那份「反三俗」倡议书，这体现出某种政治智慧，因为这样一来，本处于危险位置上的被批判者，变成了和姜昆、李金斗并肩的倡导者。
看起来，姜昆是站在「反三俗」最前面的人。但他并不是密室里制定决策，他是在执行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咄咄逼人不是姜昆的风格，他选择委婉地表达意见。他乐此不疲用到的手段是比喻。他把小剧场相声比作盒饭，大舞台艺术比作盛宴。他把时下流行的文化快消品比作傻瓜相机，虽然在市场份额上打败了蔡司相机，但在专业摄影人看来，有各种瑕疵而看似没落的蔡司相机，才具有收藏价值，越老越珍贵。在数次讲话中，他用火箭升空来说明演员要懂得内容取舍，得让不再有推进功能的部分节节脱落，主体最终才能进入预定轨道。他撰文呼吁多点精气神，少点牌子曲，后者意指失去生命力的自限自拘的老调式。他是留有余地的，「不是不让他们写牌子曲，我说少一点，对吧。」
但这些形象的比喻在公众沟通层面失效了。好事的人喜欢把他和郭德纲绑对，好像他的每一次发言都是打压的板子。他知道无论号召什么，怎么用修辞软化，在敌对者的账簿上，都多了一个红色标记。
这些年他吃过舆论不少亏。一个典型例子是，有次采访记者不停地让他对德云社进行表态，他回答：「这个问题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你又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现在头都大了。」报道出来的标题是：《一提德云社，姜昆说他头就大》。
「他有几次诚恳地表达一些他对德云社或者相声的看法，不是被隐去，就是被误读、歪解。他有过教训了，可能就不愿意再去今天的舆论场抛头露面了。」郝雨说。
庙堂之高在进入曲协前，郝雨想象的是他将投入艺术的海洋，但身在其中才知道那不过是浪漫化的想象：事务性工作填满了他的时间。作为文联下属的十几个协会之一，曲协总共20多个员工，活动多，人少。有的人组织2年一次评奖，下级协会层层向上报送。有的人负责带艺术家到基层去采风、演出。郝雨则「老是三天两头写稿、写材料」。作为机构里的年轻人，他理解德云社被大众喜欢的原因，「鲜活，说着人们当下熟悉的东西」。他也感到，很多曲艺内容传播艰难，缺少对大众的吸引力。
一些人认为，作为曲协领导者，姜昆固然有打击「三俗」的权力，同时也有拓宽创作空间的义务，却没有见到他自下而上去发出疾呼。在郝雨看来，这种想法未能理解系统的运转。
另一种批评声音则认为，姜昆在曲协领导岗位上碌碌无为。从内部角度来看，并非如此。
他带着团队到各地演出，有时在一望无际的刚收割完毕的麦子地上，面对25万人；有时在离岸40分钟快艇距离的岛上，观众只有一对夫妻。「他去基层演出，他去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是他可控的。」郝雨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老百姓还是学生、工人对他都是欢迎的、热情的，那个才是他熟悉的东西。」
他为濒临失传的曲种申请扶植资金，举办人才工程。他带着山东快书、苏州评弹等最高水准的艺术家们去外国演出，每年出去六七趟，足迹遍及五大洲。在他之前，因为缺少资金，也没有邀请，曲协最远只去过日本，是他奋力拉商会赞助，搞定了这些事情。他尽可能地帮艺术家们找资源出书，那些书显然不是市场欢迎的畅销读物。他帮他人的书写的序和跋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篇，来者不拒。政协提案中，他呼吁对濒危曲种进行抢救性保护，请求不要再撤并地方曲艺团体。泛娱乐领域的受众看不到这些努力，不是每一份努力都能有成果，但他确实在与时代对抗曲艺的衰败。
一直以来，他是个家长式的管理者。早在他还是说唱团团长时就是包办一切的风格。「全团这么多人，谁家里边说这辈子没找人姜昆给办过事儿，基本上没有。孩子找工作了，上学了，一有事，赶紧找姜团长。」戴志诚说。就连他自己也是受惠者，90年代初，因为搭档被人撬走，他一气之下打算离开北京，是姜昆挽留他，找到一间闲置的房子，借他住了半年。后来掌舵曲协，他的接触面更宽了。老艺术家们身体不好，他经常受托联系医院。郝雨就接待过一位得了前列腺癌症的内蒙古老先生。甚至连李文华和唐杰忠的墓地，都是他托关系协调的。
他是个身段灵活、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有两年他担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通过四处游说，把年捐款额从原来的一千万提到一个多亿。在体制内部，他备受他人喜爱，有娴熟与人打交道的技巧。但在互联网世界里，他的个人魅力完全帮不上忙。
相应地，体制身份也改变了他。他向《人物》解释他不上大多数娱乐节目的原因。「对我来讲是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能给我添什么彩儿，相反还找很多麻烦，我何苦趟这个水呢。」他提到一个国民综艺，「（我的身份）不允许我上，我一个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多多少少你代表组织的一种态度啊。」
在他原来的作品里，常常把自我带入角色。「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我对这个世界有诸多的误解，我来调侃你们这个伟光正的世界。」郝雨说。角色里的姜昆与相声演员姜昆，几乎是统一的，呈现的是一代青年共性的东西。但后期，从第三者视角的论述变多了。「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有更多的顾忌去表达真实的自己。他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宽厚的（形象），不想再去表达负面情绪。」
2017年的春晚相声《新虎口遐想》就是一个例子，他刻画危难发生时拍照、直播的围观者以及乱提意见的专家，却忽略了自己的存在。「大家知道你是姜昆，你不能把这些年发生在你身上的视而不见，这个东西是珍贵的。」郝雨说，他曾提过加关于德云社的包袱，围观者拍完照「赶紧@德云社 」，媒体则在讨论，「幕后究竟会不会是德云社，那边连线郭德纲，郭老师，这事真的不是您办的？」这些包袱当然没有被采纳。
「相声唯一的属性就是讽刺，没有讽刺，哪有相声。纯歌颂，哪能出包袱呢，有讽刺的基础上才能衬托出有歌颂。因为只有讽刺我们才有矛盾冲突，才能产生喜剧效果。」戴志诚对《人物》说，他话锋一转，指出姜昆受位置所限，「好多事不太适合再演了。」
如今定义自己的相声，姜昆选择的是另一种词：劝诫。「心平气和地，掰开了、揉碎了讲那些最细微的道理，貌似很平常，但是讲起来很中听，讲年轻人心里话。」这显然不是对他的相声最准确的概括。他还告诉《人物》，至少在创作时，他考虑更多的还是效果，而非时代性和批判性。这同样可能是今日之姜昆面对昨天之姜昆的自我保护说辞。
他对「三俗」的定义似乎变得更宽泛了，不仅仅是那些每个人都可以分辨清楚的脏臭包袱，而是一切格调低的东西，不论语境，也不论字面意义上是否替换了那些粗鄙字眼。他与今日社会实现了某种同频共振。
就连春典（江湖艺人口口相传的暗语），姜昆也认为是低俗符号。他懂这些暗语，当听到我用「粘子」指称「粉丝」，他纠正应是「观众」，「扑棱噶儿」（音）才是粉丝。「我知道的有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的很少有我不知道的。」他说。
按照这个标准，他也不能免「俗」。网友整理过视频合集，他相声里提过「破鞋」「潘金莲」，《如此照相》里他说过一句「他妈的」。问到戴志诚，他并不否认这些内容存在，但他强调出现的合理性。「并不是说不能用潘金莲，因为它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化符号。我们一说潘金莲，都是想着她是一个不守节操的女人，是个坏女人的形象。」他举例说，「只要是合情合理，在情节发展的前提下，特别巧的，那不但不脏，那你还得说精彩。」
「我没说过潘金莲。」问及姜昆时，记忆出现偏差，他毫无停顿地予以否认。「你可以发给我，我看一下。」
某些方面他逐渐走向更保守的一端。很多年前，他就和郝雨提过罗永浩，他很喜欢那种近似脱口秀风格的表达，「这才是幽默大师。」但当脱口秀风靡起来，他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与郭德纲的「世纪大和解」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了。原因不止是在姜昆看来并不存在个人层面的恩怨，更是因为，分歧早已超过个人层面。
2017央视鸡年春晚现场，姜昆、戴志诚表演相声《新虎口遐想》。图源视觉中国
新人这些年，姜昆不断目睹着原来世界属于他的某一部分在消逝。采风不再是创作的必修课。尖锐讽刺变成一种「奢侈品」。那个在春晚舞台无所不能的自己停留在过去。某些听他相声长大的人转为他的黑粉。接受成为生命的主题，接受衰老，接受平淡，接受误解。他如何完成内心的自洽？身边的人都说，他有了一项新的使命：培养新人。
早在担任曲协领导之初，每隔一两年姜昆就组织相声创作人才培训班。其中一个环节叫读稿会——比《脱口秀大会》的编剧读稿会早出现了十年——每个人把新作品现场读出来，自己捧自己逗，集体挑毛病。他想给这些年轻的头脑打开更多通路，把白岩松、朱军、电视剧编剧高满堂请来开讲座，还让郝雨教大家rap。姜昆也会亲自授课，讲宏观方向，也分享具体方法论。有次，他播放了一个魔术师从iPad里变橘子的视频。「什么时候相声能像这样？这魔术本身很好实现。但是重要的是，道具是iPad。」
近几年培训更具针对性，每隔几个月，他以自己的名义搞创作会，常常就围绕一个作品或者主题开座谈。他鼓励陈印泉把云南大象北上的故事写成相声。他想了一堆包袱，还设计结构，「艺术这条线必须要顺，你写的就是大象本身，你不能写我怎么拿无人机追它，那就是另外一条路了。」光说说还不够，他自告奋勇写了一个几百字的开头。
「如果年轻人愿意跟他请教一个问题，他会给人说十个问题。」姜珊说。
自告奋勇的投入，未必能得到年轻人全然认同。「他写的东西，其实对于我们不好演，甚至说有点落后。他停留在他固有的思维当中。你清楚，那么做不太好实现，观众也不一定乐呵。」有人说，「但你内心深处知道先生是为你好，或者知道创作的方向就行了。」
他们不是师徒关系，年轻人喊他「先生」。他每年都会召集走得近的年轻人来家里吃饭，一坐坐几桌。他还撕小纸条搞抽奖，一人手里拿一个号，礼品是从他自家拿的，包括字画、耳机、iPad。他拒绝了综艺，但却对广东卫视的《美好生活欢乐送》的节目开了绿灯，他希望借着平台让更多相声新人被看见。微信未流行前，他喜欢把看到的新鲜内容，用非常复古的方式群发给大家——电子邮件。但这种善意分享也会有笨拙观感。「他经常发的视频都是（我们之前）看过的。」有人说。
李丁很难忘记他和姜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那是2014年，他和搭档董建春参加全国电视相声大赛。录制结束他去上厕所，姜昆正好出来，他特别紧张，「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腕儿」，赶紧贴到墙根儿。没想到，姜昆一下喊出他的名字。他不可能听说过我，李丁心说。
姜昆开门见山，他希望偕李丁这对搭档加入专场演出。他强调，不是找年轻人去学老先生说传统节目，而是说属于年轻人的相声。李丁参赛作品《男朋友女朋友》打动了作为评委的他。
至今他们共演了近百场。总体而言，姜昆是个宽厚的长辈，只在偶尔情况下，他变得极其严厉。有次演出，观众反应很好，陈印泉演得兴起，抛了个伦理梗。结束后姜昆脸变了，连名字都不叫了，直接用「哎」招呼。「哎，你过来。你演的是什么啊？多下流啊，这种内容，合适吗？最近你别演了。」
受姜昆影响，年轻人自觉地修正着自己，有时有矫枉过正之嫌。李丁说，他在表演时，连「滚蛋」「死去（音怯）」「你死不死啊」这些常见怼人的词儿都不用了，因为太刺耳。但不用这些重词，改成「你有病吧」，情绪又弱了，他思来想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法，用方言说，好像语气才能到位。他唯一保留的话是「他娘的」，他知道先生听到肯定摇头。他难免内心嘀咕，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否过于陈旧了？
「姜先生是一个特别不甘被时代落在后面的人，但是他又接受被时代落在了后面。」李丁说。尽管一知半解，姜昆也会饶有兴趣地谈论量子力学、盲盒和元宇宙。在专场里，他坚持要加入跳街舞的环节。同场演员都是舞蹈零基础，纷纷感到为难，最后妥协方案是把动作改为最简单好记的版本。事实证明，他在里面是跳得最好的。
姜昆会把应对春晚的经验分享给后辈：「你不要那么早去交本子，邀请你也不要进组，你让它少折磨一段时间你再开始弄。」2016年，李丁冲击春晚，最后时刻在经历临时换搭档、换本子之后，他快被精神负担压垮了。姜昆鼓励他：「现在不是你跟谁上春晚的，是你们能不能上的问题。你上春晚就是你的胜利，不用再想了。」
「姜先生他好像他能知道我心里边那团火到底有多冲，对那个舞台有多么渴望。」李丁说。
那年李丁真的登上了春晚。整场晚会，唯一的相声是他和搭档在零点以后表演的。演完后，他一个人走到电视台马路对面吃了顿麦当劳。点餐时，没有人认出他。第二天上街也是一样。姜昆后来跟他打趣，时代不一样了。
在2018年第二次登上春晚后，李丁从燃气公司辞职，后来，他加入了广播艺术团。团里对演员要求一年产出两个作品，他总能超额完成任务。作为一个捧哏，他却是创作的主导者，执迷于在相声的形式和结构上做突破。他总是不断在先生的轨迹上为自己找到某种印证。时代也许不一样了，但对于热爱相声的人来说，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忙人大清早，我在会议室等候与姜昆的见面。他到了，探个头，「走，跟我散步去！」不等回答，人就已经出去了。与《人物》的交流，有两次是在散步时进行的，这是他一举两得利用时间的方式。和他散步，近乎竞走，很少见过步速那么快的老年人。他已经71岁了，但看起来比真实年龄年轻很多，未见明显稀疏的头发保持黑色。
此处是昆园学堂，位于北京的东南角的一个公园里，紧挨着五环。得益于一个企业家的相助，这是青年相声演员的培训场所，也是姜昆会客、创作的所在。进门处有知名相声演员的泥塑，如果你对相声稍有了解，基本每张脸都会认识。转角则是曲艺名家的照片墙，这其中就有许多陌生面孔了，毕竟中国有数百曲艺曲种。每一张照片都是姜昆亲自挑选的，位置摆放都遵照他的意思，位于正中的是并非家喻户晓的单弦艺术家赵玉明。
从命名就能看出姜昆与昆园的关联——他表达过反对，但最终还是同意借此扩大这个文化基地的影响力——但姜昆的痕迹又在这里被刻意隐去了。无论泥塑和照片，姜昆均不在其中。「我摆他们，不摆我自己」，他说，「我干嘛非得把我自己也弄那块儿，让人一看一下子特别low。」
与《人物》交流时，姜昆是一个能迅速建立亲切感的人，说话时身体自然与来访者靠得极近——大多数名人采访里你不会预料出现的状况。他喜欢长段长段地复述当年相声里的段落，经常说着说着就唱起来。谈论往事与故人时，他没有沉浸在怀旧感伤中，而是用一种喜气洋洋的语气。对话全程气氛轻松愉快。
只有一个时刻例外。
当我谈到前几年师胜杰、唐杰忠的逝去，他眼睛盯着我，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我意识到，这是个把自己逼进死角的愚蠢问题。我支吾着整理措辞：「师友凋零，这种感受会是非常......会不会让您想到......」他打断了我。「兔死狐悲？」他脸上没有笑容，看不出这句是开玩笑还是被惹恼了。
「我觉得你问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意义了。」他眼神飘向别处。「对于师胜杰的去世，我是最悲伤的，你可以看我写的那首长诗，那里头完全把我的内心表达出来了。」两人友谊长达40年，噩耗传来的头半个月里，他每天都在哭。
「你看我随便拿出一张照片来，周围的人全都不在了，马三立、马季、高英培、范振钰，我跟他们在一起照的照片太多了，全都没有了。包括常贵田、常宝华，在一年之间全都走了。」他把话头引至意外的方向，「历史规律嘛，早晚有一天我也得走，一样，我70多了你想想，走也可能是随时的事。」
话虽然这么说，现在还远不到停歇的时候。
他的一天从四五点多钟开始，这是多年来保持的习惯。据一位喜欢熬夜的青年相声演员观察，有时他还没睡，发现姜昆已经在给别人点赞了。姜昆还问他，为什么我发的朋友圈你们好像看不见。「您都是4点到6点发，谁看得见？」戴志诚常跟那些好睡懒觉的年轻人说，「你要跟着姜先生每天能比别人多活那么一上午。以为这一天都过完了呢，一看表这刚十一点半。」
《人物》对姜昆的采访每次都有戛然而止之感。他的日程安排是以小时计算的，很难抽出完整的一天，而且他不会预告结束时间。最后一天接受采访，利用间隙，他接待几位在做相声app的创业者，写了几幅要送出去的字，录制一个青少年曲艺活动的ID，接受杂志拍摄。所有这些都是在午饭前完成的。
理论上，2011年从曲协的分党组书记卸任，他就退休了。但他的工作安排仍是无止无休。早些年，唐杰忠会用一句粗鄙的老话损他，「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姜昆现在做了一点修正，「岁数大了，揽不了那么多了，只能揽四泡了」。
《人物》对姜昆和他周边人的采访在2021年11月进行。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他会再登上一次春晚。2017年以后，他就没有回过那个舞台。据后来媒体报道，邀请是在新年前后突然到来的。不安现状，仍有抱负，也许是姜昆隐蔽的伏笔，与他至今的勤勉呼应。
他前所未有在春晚穿上了大褂，说了一段与2008年在《曲苑杂坛》上表演内容很接近的相声。从坊间评价来看，这是一次充满遗憾的努力。
这个续章也为如何收尾眼下这篇稿件增加了难度。原本的段落被推翻。这可能才更接近生活的真相，无论故事写了多长，故事总有结尾，但人生不会停留在这一刻。误解，理解，缠绕在一起，持续发生。
不同的人摸到大象的不同部分。在公众印象之外，周边的人提供了一些更加私人的答案。
戴志诚看到了一个忠诚的搭档：他也许未能达到姜昆前任搭档同样的艺术高度，但合作上，两人从未有过任何矛盾，更没想过拆伙儿。「认准了一个人，咱就一辈子的事。」戴志诚说。
姜珊感受到的是一个温柔的父亲。在她幼年成长里，他总是忙于演出，聚少离多。长期出差前，他会给她炒一大罐咸菜留在冰箱里。有天她睡觉了父亲才回来，知道幼儿园次日有演出，给每个小朋友用装饼干的纸盒做了不同动物的头套。
尽管姜昆一再重申他已经无力创作了，李丁却找到了一点相反的证据。那是参加文联的某个会议，台上讲话内容实在枯燥，他偷偷在笔记本上创作相声。一个人挨着他坐下来，是姜昆。「完了，让老同志给逮着了。」
他正要合上本子，余光却瞥见老同志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了，在上面写着什么。「姜先生写啥呢？」李丁问。
姜昆在写一个小段子，灵感突然来了，要赶紧记录下来。他说，如果未来和年轻人聊节目，能用上的就拿出来给他们。
在那个所有人认真听讲的会场里，一老一少就这样并排坐着，在做着一件相同的事。